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南北地区的差异很多,小到人的样貌性格,大到经济生活,各有各的特色,在各样的南北差异中,最明显的就是经济差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济重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大规模开发,南北趋于平衡,为南移打下基础;唐代安史之乱,开始南移;五代十国时期,继续南移;南宋时期,重心转移到南方;明清时期,南方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新中国成立伊始,因学习苏联模式,东北地区成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南北方的经济差距并不算大,至少在改革开放前,北方占全国经济近半,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2013年以来,南北同时出现了经济总量“南强北弱”和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的双格局。南北方GDP增速的差距从2013年的0.3个百分点,扩大至2017年的1.9个百分点;北方GDP总量在全国的占比从2012年的29%下降至2017年的25.2%;北方人均GDP在2013年被南方赶超,此后差距逐步扩大;2014—2017年,北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8.6%,南方增长9.3%,北方比南方低0.7个百分点。
一、南北方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表现
(一)经济总量上“南强北弱”
从《中国经济周刊》整理的2018年31个省份GDP排名来看,经济总量前10名的省份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河北、福建。北方前10名的省份只有山东、河南、河北3个省份,南方则有7个省份。
不仅省份如此,从主要城市经济数据分析也是如此。2018年全国经济总量前10位城市排名,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成都、武汉和杭州,北方仅有北京、天津2座城市。而1978年,经济10强城市中,北方有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青岛6座城市,经济20强中,北方城市则占据11个席位。四十年风云突变,中国经济的领跑者大部分都变成了南方城市。
截至2018年底(不包括港澳台),已经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苏州、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青岛、无锡、长沙、宁波、郑州和佛山等17个城市迈入万亿俱乐部门槛。从南方北方角度划分,只有北京、天津、青岛和郑州4座城市位于北方,其余13座城市都在南方。
从城市竞争力看,中国4座一线城市,上海、广州、深圳3座南方城市,只有北京1座北方城市,而大中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北方的京津冀地区除了北京和天津,几乎找不出一座大城市。北方只有北京、天津、大连、沈阳、青岛几座城市进入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50强,绝大多数的名额长期被南方城市占据。
(二)经济增速上“南快北慢”
2018年,经济增速较快的省份基本来自南方地区,增速前10名的省份中,除了位居第6的陕西之外,全部来自南方。在南方16个省市区中,仅有重庆与海南增速低于全国增速。而在北部15个省市区中,仅有陕西、河南、青海、宁夏4个省增速超过全国水平,增速靠后的省份主要来自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山东、辽宁、天津、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新疆、甘肃等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其中天津垫底,实际增速为3.6%,而名义增速仅为1.38%。2013年至2017年5年间,北方地区的GDP年均增速是7.3%,南方则是8.5%;论人均数据,2017年北方的人均GDP只有南方的87%左右。
(三)产业结构上“南新北旧”
南方地区以制造业为主,经济外向度相对较高,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南方产业结构升级。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互联网、智能制造发展,成功实现了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产业的良性循环。四川、贵州、湖北等西南、中南地区积极调整发展策略,加强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了逆势快速发展。
北方地区则以资源能源和重工业为主,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承担了大部分去产能的任务,给经济带来明显压力。最近十年,全球资源价格的下跌,中国开始升级换挡,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生态治理,北方的重工业模式,出现系统性危机,一些城市则出现了资源枯竭,有沦为“铁锈地带”的危险。随着生态环保越来越受重视,北方重工业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近年来全球原油价格大幅度下滑,导致资源型产品价格持续低位徘徊,对北方经济形成较大冲击。
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的背后实则是新兴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比拼,是开放创新快与慢的差别。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凡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地方,就必须承受经济衰退的阵痛。
(四)人口人才上“南进北出”
经济发展情势也直接影响了人口的流动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中,除云南外,30个省市区先后公布了2017年末常住人口的数据。净迁移人口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广东、浙江、重庆、江苏、安徽、四川,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是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常住人口增量较多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则主要依赖自然增长,在人口总量增长的背后,却面临着人口的迁徙流出。而东北三省中都面临自然增长和迁徙流动的人口数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从对人才的重视程度看,南方的研发人员是北方的1.75倍。作为全国一线城市,深圳、广州在人才引进方面仍保持了很大力度,2017年南方除上海的其他省份均保持了正的常住人口净流入,而辽宁、黑龙江等东北省份则面临较大的人口净流出压力。
二、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
党的十九大报告准确阐释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发展的不平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集中体现在了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的问题。
(一)历史发展原因
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早期北方地区一直独当一面,担起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担,我们的文明起源就来自北方黄河流域,可是后来黄河流域被过度开垦,自然灾难不断,黄河流域的人口承载力严重下降,人们不得不向外扩散,重心南移。又由于北方是政治中心,所以北方对稳定的要求更高,经济退居次要地位,再加上战乱频发,人口迁移给南方的农业技术带来了推进,经济巨龙就开始苏醒。
(二)自然环境原因
南方气候宜人,多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作物的生产周期较长短,长江、珠江流量大,流域面积广阔,再加上地理位置占有的天然港口,进出口贸易往来便利,经济自然发展较快。而北方大多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干燥寒冷,人民劳作时间短,农作物种类不多,农业发展缓慢。
(三)开放政策原因
中国有两次对外开放,均是从南方开始:第一次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对外通商,所开放的通商口岸90%集中在南方。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国家先后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国家的支持使得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大大提速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进程。1992年以来,上海浦东区新区经济开始提速,国家也大力支持,上海的发展带动了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广州、深圳的发达也撑起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南方经济的发展便“一发不可收拾”。
(四)科技投入原因
从创新科技投入看,北方地区研发经费投入低,约占全国总量的40%。黑龙江、宁夏、吉林、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北方省份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1%。从创新成果看,如果除去北京市,北方其他14个省份专利授权量、技术市场的成交额不到全国的30%。南方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是北方的2.18倍,有效专利数量是北方的2.51倍。
(五)体制机制原因
《2018中国营商环境质量报告》中,最适合经营企业的10个城市中,有8个是南方城市。这是由于南方率先开始了改革开放,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为成熟,很多企业表示,在南方地区跑业务、办事情更容易,而北方地区则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发展观念较为滞后,营商环境没有南方地区好,因此对企业的吸引力也低于南方地区。
三、加快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
历史、环境、政策等原因形成现如今的南北方经济差异,严重制约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国家需要加大对北方地区的扶持力度,以改变目前的状况。
(一)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
要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破除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地区封锁和垄断,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资源在各区域间的优化配置。北方地区应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与突破,促进各类市场主体行为更加活跃,形成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内在机制。同时,应注重发挥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改善交通、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健全市场法律制度,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吸引国外和南方优势产业转移落地,带动北方产业转型升级。
(二)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针对对外开放水平北方落后于南方的现状,要重点推进北方地区的对外开放。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战略承担者,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必将成为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区域经济增长极,有助于带动河北甚至北方经济发展。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实走深、行稳致远,在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的同时,提高西北、东北等国内沿线省份的参与度。要扎实推动北方地区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国际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功能平台的建设,推动沿边开发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应在今年大连市主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向世界宣布,将大连市升级为北方唯一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以此来带动东北和北方的经济发展,同时这也有助于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将辽宁省丹东市和吉林省珲春市升级为自由贸易区,以此来对接朝鲜经济的开放和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开发。
(三)将沈阳市、乌鲁木齐市升级为国家中心城市
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在全国所处地理大区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的国家中心城市。现如今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成都、武汉、郑州、西安9个国家中心城市。
从分布上看,东北地区没有国家中心城市,西北地区有一个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市,但是广袤的大西北地区缺乏引领、辐射、带动的城市,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角度考虑,应该在大西北的新疆地区设立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国家应将东北区域的辽宁省沈阳市和西北区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升级为国家中心城市。这样可以引领带动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四)抓紧建设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东北与山东省隔海相望,从山东蓬莱到辽宁旅顺的直线距离只有106公里左右,如果要绕道山海关走陆路通道,就需要绕行1600多公里。2017年,山东省常住人口已经破亿,成为中国人口第二大省,而东三省的人口也有1.2亿多,两地往来一直受地理条件所限制。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工程的建设,将使环渤海由原来的“C”形环绕运输变为“I”形直达运输,环渤海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紧密结合,对东北振兴、中国经济的再腾飞意义重大。直接受益的就有东三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10个省市自治区。从港珠澳跨海大桥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跨海工程的建设来看,目前国内外桥梁、隧道技术已十分成熟,这将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提供借鉴和技术支撑。国家应将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纳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环渤海发展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之中,并制定相应配套措施,确保适时启动这一工程的规划和建设。
(五)控制北方小城市新区规划和建设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小城市面临人口减少,城市收缩、住房空置等问题。前些年,很多城市搞大规模基建,出现了一些“鬼城式”的大规模新城开发,很多三四线城市的高铁新城开发,都造成很多资源浪费。面对这一人口和社会发展趋势,国家应及时调整城市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以更切合小城市自身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展模式与产业规划,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应制定中国小城市发展规划,严格控制小城市特别是北方小城市新城区和开发区等新区规划和建设规模,控制小城市的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提高城市绿化率,从关注城市扩张的“量”转变到注重城市发展的“质”,提高小城市生活的舒适度、幸福感和宜居指数,让我国小城市的百姓生活在环境优美,绿意盎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环境中。
(作者:州人大常委会新闻宣传中心 张 榆)